霍华德资产管理公司-霍华德资产管理公司是国企吗
主权基金的各国做法
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他们，跨境资本既追求经济利益，还追求地缘政治利益与权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西方国家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后起大国也像他们当年一样，会利用其雄厚的SWFs力量作为“金融核武器”，解构现有的政治、经济、金融的权力版图，实现其政治意图和经济利益。用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的话来说，SWFs坐拥如此庞大的一座金山，全球金融系统将任其左右。
因此，随着中国投资公司的成立，一场关于SWFs的约束与反约束、控制与反控制的暗战不可避免了。2007年10月19日发布的G7公报，可以说是正式拉开了这场暗战的帷幕：该公报明确表达了对SWFs带来的风险的担忧，指出国际社会应尽快确定SWFs的制度结构、风险管理、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的最佳做法。 在如何对待SWFs问题上，美国两难的矛盾心理非常明显：既要想办法挽留SWFs投资于美国的金融市场，又害怕SWFs规模壮大后导致其美元霸权的衰落，使其弱势美元转嫁债务的政策破产。由于当今美元霸权地位，在美国采取弱势美元政策时，人们不得不接受美元持续贬值带来债权缩水的恶果，但持续贬值对美元也有极为不利的一面——终将耗散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导致市场抛售美元。而大规模增长的SWFs遵循了多元化投资策略，追求高风险资产的回报率，在美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下，必将逐步减少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转换到欧元等其他币种资产，从而加快美元转换欧元等其他币种的趋势，可能形成抛售美元的羊群效应，而终将导致美国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届时，美元霸权的终结时代就将来临了。
除了担心对美元和金融市场的冲击之外，美国政府对SWFs操作策略的隐蔽性和缺乏透明度也颇有微词，害怕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利用SWFs来控制其高科技、资源性和军工类企业。比如，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克莱·楼瑞就表示,那些贸易顺差巨大的国家所管理的主权投资基金迅速壮大,但不知道SWFs的这些钱都去了哪里，难以完全排除其前所未有且鲁莽的风险管理举措带来较大影响的可能性，有必要增强透明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弗·考克斯甚至怀疑，SWFs会利用政府间谍机构搜集大量幕后信息来进行内幕交易。许多美国的专家学者也跳将出来助战，纷纷指责SWFs其中，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胡安·特里普在《金融时报》上撰稿说，SWFs会造成市场的恐慌，可能削弱国际金融机构的政治影响力，甚至有扰乱全球市场的趋势。
尽管很想进行严厉管制，但考虑国际收支逆差需要他国的SWFs与外汇储备支撑，美国政府投鼠忌器，并没有出台严厉的抵制SWFs的政策。因为，美国政府需要在SWFs的利用和限制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一方面是出于担心保护主义情绪急剧升温会导致SWFs真的用脚投票，另一方面也是维护自身监管能力和美国金融市场吸引力的信心需要。2007年10月24日生效的《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案2007年修正案》，强化了美国财政部对外国公司投资美国资产的审查和限制的权力。美国财政部认为，该法案已经体现了这种微妙的平衡，既保护了美国的利益又没有增加更多的投资贸易壁垒。基于这套法案的背景，美国财政部认为，推出一套SWFs自愿遵守的“最佳实践”规则就已经足够了。
然而，美国内部的“金融保护主义”仍在继续抬头，在2007年11月14日美国国会的SWFs听证会上，部分议员认为美国政府对SWFs的约束还是过于宽松，要求采取更为严厉的立法来抵制和约束SWFs。 欧洲的上空也弥漫着“金融保护主义”的幽灵。长期以来，德国政府对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等投资载体控股德国企业就非常警觉。目前，德国政府对待SWFs态度与其先前强烈要求监管对冲基金、增加其透明度的态度倒是一脉相承，成为了欧洲牵头抵挡SWFs的旗手。德国认为，SWFs会受到“政治和其他利益动机的驱使”，因此不但在国内组织政府草拟立法、组织委员会，限制SWFs的投资，还努力鼓噪整个欧盟采取一种“共同方式”，审查SWFs对欧洲公司的“恶意收购”活动。
德国抵制SWFs的观点其实是深深地打上了“默克尔烙印”。默克尔上台后，德国政府仿佛一下子想担任起全世界秩序领导者的职责，努力扮演人权卫士的政治大国形象。相较科尔、施罗德等几位前任，默克尔对中国的个人成见较深，主导推动立法约束SWFs投资，也是受到了中国投资公司成立的刺激。法国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响应了德国的呼吁，目前正在起草一份法律报告书，试图建立一套系统的核心产业保护法律框架，旨在保护法国一些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领域不受SWFs的影响。 面对中国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给世界带来的超常的红利，理性的人们都会认为自筑樊篱隔绝中国的资本实在不合时宜。因此，G7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面对默克尔煞费苦心的限制SWFs的牵头行动，英、意不为所动，坚持其传统的自由主义立场，明确表态期待SWFs的投资。澳大利亚更是对来自中国的资金提供各种机会。
英国财政大臣阿里斯代尔·达林认为，作为政府针对具体投资意向的保护主义言论是错误的，因此，英国将抵制欧盟采纳统一政策应对SWFs。伦敦金融城第679任市长约翰·使达德更是对SWFs抛出了“来我这里，不必透明”的橄榄枝。2007年10月26日，中国投资公司成立尚不到一个月，使达德就迫不及待地专访中国，力邀中国投资公司落户伦敦。使达德认为，强迫SWFs透明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伦敦金融城采用的是“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制度，可以与企业之间进行“持续的对话”，足以提醒SWFs可能面临和形成的风险。
意大利政府宣布支持SWFs的自由市场准入，对潜在投资者没有国别限制。其国际贸易部长爱玛·波尼诺在谈起一直亏损的意大利航空公司时就表示：“我不在意谁买下它，他可以是中国人，也可以是爱斯基摩人……只要他们能让该公司扭亏为盈就行。”
近年来，澳大利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其政界、商界对包括SWFs在内来自中国的投资都持欢迎态度。霍华德总理在位11年来一直在为中国公司投资澳大利亚矿产资源铺平道路，澳大利亚工党领袖、现已于2007年12月3日刚刚就任总理的陆凯文也表示支持这一政策。德国的“金融保护主义”倾向，显然给予了英、意、澳更多的机会，这可是德国最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既然亲自操刀恐有不便，那假借他人之手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整个2007年，美国政要都纷纷在多种场合或明或暗地表示，IMF应尽快出面展开评估SWFs风险的工作程序，在全球范围内出台一项针对SWFs的运作和监管规则。美国的如意算盘是，纳入IMF的国际监督框架下，SWFs无论到哪都有约束，不如就留在美国。德国在欧盟的呼吁反响平平的时候也想到了由IMF推动此项艰难工作。
美、德的邀请其实正合IMF心意。IMF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给危机国提供融资。最近10年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并将其转换为SWFs，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的重要性大幅降低，IMF因此还提出了最多要裁员15%的计划。如果IMF不转换工作重心，加强对SWFs的监控，一旦其规模急剧增长而做大，将会使得IMF的地位边缘化。当然，IMF也意识到对融资职能逐渐弱化意味着什么。因此，加强国际监督职能是IMF改革的内容之一。在这种情形下，当美、德等国呼吁IMF制定相关原则加强SWFs的监管时，IMF认为这是一个重塑国际监督职能的时机，自然应允。更何况，IMF被赋有评估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职责，以关注、监控风险的角度对SWFs提出“最佳实践原则”实在是名正言顺的事情。
为了配合美、德两国，2007年以来，IMF关注焦点已经从对冲基金转移到SWFs了。IMF认为，鉴于以往世界经济经历过类似主权倒债、投机资金狙击一国货币等惨痛教训，IMF必须高度关注SWFs的发展。同时，IMF担心，SWFs可能会利用一国的主权信贷资质，滥用杠杆融资从事高风险投资项目，最终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从IMF新总裁斯特劳斯·卡恩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最近IMF加快了介入SWFs的步伐。新官上任三把火，特劳斯·卡恩2007年10月下旬上任伊始就有一把火烧到了SWFs，他强调了SWFs给基金组织成员国带来的挑战，并暗示这些基金有可能成为金融不稳定的新来源。
目前，IMF建议各国政策的制定者应该留意SWFs，并有必要让这些基金的运作更透明；同时，IMF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资本研究小组，已经开始搜集相关信息，评估SWFs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不过IMF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表示“进度还处在相当初级的阶段”。但不管怎样，这项工作已经正式启动起来。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在美、德的授意下，IMF存在进一步采取强行行动的可能。如像2007年6月那样不顾中国在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保留意见、强行通过关于汇率监督的《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那么最终形成一个不采纳我们意见的关于SWFs的监督原则也未必不可能。 2007年下半年来，国际投行们的日子也都不大好过，一直在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危机的泥潭中徘徊，贝尔斯登、高盛、美林、花旗的CEO们一个个挂冠离去。虽然次级按揭贷款危机最终化解为时尚早，但大鳄们洗刷满身泥泞的渴求却非常强烈。它们发现这样的机会就要来临了，那就是SWFs将带来资产管理业务飙升的泡沫浴。
本来，SWFs就是国际投行们兜售的一个概念。投桃报李，SWFs成立后一般都要聘请国际投行进行资产管理。事实上，基于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保护主义”存在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设立内部投资组合管理团队面临的高成本和种种困难，借助外部的资产管理人是SWFs争取主动权的一个现实选择。作为SWFs进行全球配置的先行者——挪威央行的NBIM也喜欢用外部管理人来提高资产管理绩效，目前，其内部经理人也仅仅管理了总量为3549亿美元资产中不到40%的份额。美林认为，未来SWFs对高风险资产的投资会达到1.5万亿至3万亿美元，在全球风险资产(股票和非主权债券)中占有的份额将会较现在增加一到两倍，到2011年，将占全球风险资产的16%左右，每年直接给国际投行们增加40亿至80亿美元的资产管理费。一个还算酣畅的冲刷次级按揭泥泞的泡沫浴已经在等着它们了。
其实国际投行们钟情于SWFs还有一个埋在心里的小九九，那就是随着SWFs规模的持续扩大，将进一步深化市场规模和增加全球流动性，全球资产价格的飙升将会愈走愈强，这一方面将导致国际投行们的管理收入因资产管理规模大幅飙升而大幅上涨；另一方面国际投行们完全可能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在全球价格飙升过程中，通过自营业务获利。当然，国际投行们的小九九也并非坏事，至少在促进SWFs规模增长问题上不是绊脚石。 开弓没有回头箭，积极发展SWFs已是我国提高外汇储备管理绩效和冲销流动性过剩的有效举措，但对成立中国投资公司引致全球轩然大波，有些始料未及。面对西方“金融保护主义”的咄咄逼人，一味地回避消极，听任欧美设置投资壁垒，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如何妥善应对，考验着我国政府与SWFs的金融政治智慧。
首先，充分认识清楚“金融保护主义”的政治性，尤其 政府投资工具。要考虑西方政治更替可能会导致“金融保护主义”升级的可能性。面对“金融保护主义”，切不可等闲视之，不要以为不投资美国就能轻易地占有主动性，掺和了政治因素后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在大选年，针对中国话题历来是一个激发选民情绪的有用手段，百试不爽。2008年又是大选年，一旦总统候选人抛出SWFs的“金融核武器”论调，抵制SWFs可能会愈演愈烈。如此以来，亚洲的SWFs就只有迅速分散资产，必将加快资金转移到美元币种以外的资产，届时将导致欧元承担更大的升值压力，并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从而触发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势力更大的“金融保护主义”浪潮，乃至引发全球的不满。而这一切又是在中国主权财富资金刚刚成立后的背景下发生，甚至连他国的SWFs都可能埋怨我们树大招风。
其次，加强解释工作，释放诚意，强调商业性目标，适度增加透明度，不要盲目谋求控股，以缓和“金融保护主义”抵触情绪。挪威央行的NBIM的透明度之所以令西方国家满意，主要是3条：一是不谋求控股地位；二是主要在公开市场上进行投资，不涉及私募股权投资；三是在投资组合变化后适时公布于众。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实业公司并购国外资源性公司经常遭遇严重抵制，自然我国SWFs的投资行为也一样会遭遇抵抗。因此，有关方面要加强解释工作，释放诚意，做好“金融保护主义”的安抚工作。
在经营目标上，中国投资公司向国际社会强调按照商业模式运作，以资本回报率最大化为目标，在全球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货币市场，不存在政治动机，不会增加全球经济金融的风险。
在经营策略上，可参考NBIM的管理之道，不谋求控股，聘请外部资产管理人，设立不同投资组合的子基金，如满易性和预防性动机的高流动性组合、满足盈利性动机的长期资产组合、满足发展性动机的缓冲组合等不同的子基金，增强各子基金投资目标的透明化，缓解东道国“金融保护主义”的抵触情绪。在投资品种上，实行渐进战略。投资品种可以在金融产品的风险谱系上，按照风险从低到高的顺序逐渐扩展，包括：国债、政府债、机构债、货币市场产品、房地产金融产品、公司债、实业公司股票、金融公司股票、衍生产品等；条件适当的时候，才开展直接投资。
第三、制定以夷制夷的牵制战术。G7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德国欲牵头欧盟抵制SWFs，但英、意却对来自中国、俄罗斯的SWFs欣然接纳。澳大利亚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非洲都欢迎SWFs的投资。即使是美国和欧盟的立场也没有完全协调一致。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寻找各国的制度差异，利用各国急于吸引投资的心理，以夷制夷，各个击破。
国际投行也是一个可以借助的帮手。主权财富基金的巨额资产规模令国际投行们垂涎三尺，我们可以聘请它们担任外部资产管理人，甚至还可以购买它们的股权，在分享它们的知识资本的同时，利用其对各国政府的游说与操控能力，牵制“金融保护主义”。
第四、要针锋相对地利用国际的舆论，加强宣传工作，批判松散管束对冲基金的同时却抵制SWFs的歧视标准。与对冲基金相比，SWFs才是全球金融稳定的中坚力量。从近年来的金融危机与动荡来看，没有任何一次是SWFs投机引发的。相反，1997～1998年对冲基金攻击固定汇率制而触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至今还被西方津津乐道。其实，对冲基金自身投机失败也是全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来源之一。如美联储出面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是一个明证；最近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也脱不了对冲基金的干系。
第五、要积极联合全球SWFs与抵制国协商谈判，建立类似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妥善解决纠纷。二战以来，国际贸易体系通过详细的协定成功处理了各种热点政治纠纷。事实上，完全可以将SWFs的活动视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新生事物，在SWFs母国及其投资的东道国之间，就投资行为进行协商，签订双赢的金融贸易协定。若SWFs违反协定，以后的投资就要被叫停；若东道国违反协定，母国可以得到相应补偿或对等地报复东道国。因此，我们应该未雨绸缪，联合其他SWFs，与“金融保护主义”国家坐下来谈判，签署牵涉金融市场的贸易协定，并在IMF的参与下达成SWFs“最佳行为准则”的核心原则，以消除投资壁垒和监管空白。
最后，要注意监管流入我国的国外SWFs。一是在市场准入的安全审查中坚持对等原则的同时，可参考国外的投资委员会制度，将国家安全以及保持竞争优势放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首位。二是在SWFs的投资领域与控股水平上，严格限制涉及国家安全与产业安全的投资，对SWFs的投资比重加以限制。三是加强对国外SWFs在我国境内投资行为的跟踪监测分析。
美国国际集团AIG是干什么的？
美国国际集团
（AIG）是世界保险和金融服务的领导者，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国际性保险服务机构，业务遍及全球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及地区，其成员公司通过世界保险业最为庞大的财产保险及人寿保险服务网络，竭诚为各商业、机构和个人客户提供服务。美国国际集团成员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工商保险机构，旗下的AIG American General更是全美最顶尖的人寿保险机构。美国国际集团在全球各地的退休金管理服务、金融服务及资产管理业务也位居世界前列。其金融服务业务包括飞机租赁、金融产品及促进其市场交易。美国国际集团不断发展的全球消费者信贷业务主要由美国的American General Finance管理。同时，通过旗下的AIG SunAmerica及AIG VALIC， 集团现已成为全美首屈一指的退休金管理服务机构之一。美国国际集团亦是个人和大型企业投资管理市场中的翘楚，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股票、定息证券、地产及其他投资管理服务。美国国际集团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ArcaEx电子证券交易市场、伦敦、巴黎、瑞士及东京的股票市场均有上市。
AIG公司实力介绍：
AIG在《财富》杂志2000年-2005年世界500强排名:
2005年世界500强排名:第19位
2004年世界500强排名:第20位
2003年世界500强排名:第25位
2002年世界500强排名:第34位
2001年世界500强排名:第65位
2000年世界500强排名:第76位
美国国际集团(AIG)是世界保险和金融服务的领导者，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国际性保险服务机构，业务遍及全球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及地区，其成员公司通过世界保险业最为庞大的财产保险及人寿保险服务网络，竭诚为各商业、机构和个人客户提供服务。美国国际集团成员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工商保险机构，旗下的AIG American General更是全美最顶尖的人寿保险机构。美国国际集团在全球各地的退休金管理服务、金融服务及资产管理业务也位居世界前列。其金融服务业务包括飞机租赁、金融产品及促进其市场交易。美国国际集团不断发展的全球消费者信贷业务主要由美国的American General Finance管理。同时，通过旗下的AIG SunAmerica及AIG VALIC， 集团现已成为全美首屈一指的退休金管理服务机构之一。美国国际集团亦是个人和大型企业投资管理市场中的翘楚，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股票、定息证券、地产及其他投资管理服务。美国国际集团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ArcaEx电子证券交易市场、伦敦、巴黎、瑞士及东京的股票市场均有上市。
源自中国
美国国际集团与中国渊源深厚。早在1919年，美国国际集团的创始人史带先生( C. V. Starr)就在上海创立了集团的前身公司美亚保险公司 (AAU) ，使美国国际集团成为极少数起源于中国的美国公司之一。1921年，史带先生创立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Asia Life Insurance Company)，这是第一家向中国人民提供寿险产品及服务的外国企业。
1980年，美国国际集团在北京设立代表处，这是外国金融机构在华开设的首家代表处。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友邦保险” 或“AIA”)是美国国际集团的全资附属公司，于1931年成立，已服务亚洲地区的广大客户七十多年之久。
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成为第一家获准在中国经营保险业务的外资公司，并通过旗下的友邦保险于同年在上海设立分公司，为上海市民提供一系列人寿保险产品及服务。1995年，友邦保险于广州设立分公司，随后又于1999年设立佛山支公司及深圳分公司。2002年，友邦保险北京分公司、苏州分公司、 东莞支公司和江门支公司也相继开业。
友邦保险于1996年12月租赁了位于上海著名地标外滩17号的大楼，租期三十年。美国国际集团前身公司于1927年曾搬入该址。1998年5月，友邦保险重返上址，并举办大楼启用仪式。目前，该大楼是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所在地。
友邦保险在中国不断蓬勃发展，成就斐然。友邦保险率先将LOMA (国际寿险管理协会) 考试引入国内，以提升员工的专业水准。友邦保险也是第一家将寿险代理人制度引进国内的保险公司。目前，该制度已被国内绝大多数的中资和外资寿险公司广泛采纳，并成为其首要的营销方式。1999年1月，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通过了国际权威认证机构SGS ISO9002质量认证，成为国内首家全面符合该质量体系的寿险公司，并于2001年4月再次率先通过了SGS ISO9001 (2000版)质量体系认证。2003年12月，友邦保险北京分公司亦全面通过了SGS ISO9001 (2000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美国美亚保险公司
美国美亚保险公司(简称“美亚保险”或“AIU”)是美国国际集团在海外经营产物险及意外险的保险机构。凭借其核保严谨、产品创新的经营理念，美亚保险在市场上始终保持着竞争优势，并不断发展壮大。自1992年以来，美亚保险在上海、广州、深圳和佛山等国内四个城市设立了分支公司，提供各类高水准的非人寿保险服务，包括财产险、水险及意外责任险。
2004年，美亚保险在中国的所有分支公司都已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可以向本地企业及消费者提供财产及意外险服务。
作为一家起源于中国，与中国有着数十载渊源的跨国公司，美国国际集团始终怀着念兹在兹的心情，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当地社会的教育、医疗和减灾扶弱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自1994年以来，友邦保险先后与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及北京大学四所国内著名大学合作，共同成立了友邦-复旦精算中心、友邦-中大精算中心、友邦-科大精算中心及友邦-北大精算中心。成立这些精算中心旨在为学生提供专门的训练，以帮助他们参加北美精算协会的专业考试，让国内保险精算人才考取国际认可资格，加快中国寿险业的发展。
除了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之外，美国国际集团在中国的业务还涵盖IT服务、咨询、投资、飞机租赁等。
美国十大财团真的控制了整个美国吗？他们之间内部究竟有什么关系啊？
一直以来，当我们谈起美国的政治生态时，“金钱政治”、“美国政府服务于大财团”之类言论的出现频率可谓极高。
那么，美国大财团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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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个人看来，讨论这个问题前，大家必须先搞清一点，那就是……美国大财团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流逝，他们之间的关系亦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总的说来，美国大财团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演变，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互相扶持发展。
对美国历史有所了解的网友想必都清楚，在美国没有正式建立前，他不过是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
而英国对殖民地的剥削和压榨，从来都不手软。
这种背景下，最初那批在北美起家的新兴资产阶级无疑很难发展壮大。而随着矛盾越来越激化，北美殖民地的新兴资产阶级自然不愿坐以待毙。
以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为例。
1773年，英国政府为倾销东印度公司的积存茶叶，通过《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向北美倾销茶叶，并且明令禁止殖民地贩卖“私茶”。
由于东印度公司输入的茶叶价格较“私茶”便宜了百分之五十，这导致很多北美走私商人和本地茶园农场主再也无法生存。
对于英国的霸道行径，殖民地那些新兴资产阶级心里的憋屈和愤怒可想而知。
要知道，英国今天可以倾销茶叶，明天就可以如法炮制倾销别的商品。如果按照这个套路发展下去，北美新兴资产阶级想要发展壮大，那就是白日做梦！
所以我们看到了，当“独立战争”爆发后，北美的新兴资产阶级报以了极大的热情。
毫不夸张的说，美国能够成功建立，并在此后扛住了英国的反扑，他们的贡献和支持乃是重要原因之一。
而随着美国建立，美国的本土资产阶级，很快便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第二阶段：激烈碰撞。
如果说建国之初，美国的新兴资产阶级还只能算是“小不点”，那么百余年后，不断发展壮大的他们已然变成了真正的“怪物”，而这个“怪物”的名字，就叫……托拉斯！（英文trust的音译，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之一）
这些托拉斯大财团的出现，对美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伤害非常大。
原因很简单，大财团的出现，让美国的新兴中小企业根本无力竞争，他们只有被兼并和破产两种结局。
1901年，通过大规模兼并，美国钢铁公司正式成立。它是美国第一家“十亿美元公司”，不仅控制着700多家企业，更是垄断了全国钢铁生产，年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5%。
同一时期，依旧是通过兼并，洛克菲勒财团和摩根财团正式诞生。20世纪初，洛克菲勒财团和摩根财团控制的财富，更是达到了美国全民总财富的1/3左右。
诸如此类的托拉斯还有很多，比如同期的美国铁路公司、标准石油公司等等。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面对这些庞然大物，那些新兴中小企业怎么可能出头？而一个失去了竞争氛围的商业大环境，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另外，这些垄断财团并非“国有资本”，而是如假包换的“私人财团”。所以，通过垄断抬高价格，以追求更多利润乃是他们的首要目标。
而因为不是“国有资本”，政府无权对他们进行干预，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普通百姓和中小资产阶级的不满，进而令社会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受此影响，以“反贪腐”、“反垄断”，“呼吁改革”为主要特征的进步主义运动和思潮随之开始兴起。
面对这种情形，美国政府显然无法坐视不理。
于是，以1890年出台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为标志，美国政府跟本国托拉斯的矛盾正式公开化。
此后，从1904年到1921年，美国前后三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伍德罗·威尔逊，分别在任内针对那些大财团，提起了44起、90起、80起托斯拉分拆案。打压力度之大，堪称前所未有！
这一时期，众多美国大财团遭到分拆，比如前面提到的美国铁路公司，以及标准石油公司。
另外，这一时期之所以会被称为“激烈碰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首开了被刺杀，且死亡的先例。（在林肯之前，安德鲁·杰克逊亦曾遭到刺杀，但并未死亡）
对于林肯被刺杀一事，美国国内不乏“阴谋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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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金融财团为了获取最大利益，开始不断逼迫北方政府。
对此，林肯曾有这样一番自白：“他们快把我逼疯了——我现在的处境比圣保罗都要难受。他处于两面夹击，而我则深陷20人的重围，他们是银行家和融资者。”
虽然林肯最终选择了让步，但与此同时，他亦做出了一个大胆尝试——建立国有银行，并通过国有银行发现新的货币（大陆币，也称林肯绿币），进而规避向金融财团大规模借贷。
而林肯被刺杀，之所以会被认为是阴谋，就在于此前被刺杀的那位杰克逊总统，同样对金融财团充满了反感。
当年，杰克逊曾这样警告美国未来的后代们：“如果美国人民被银行以这样或那样的存在形式所蒙蔽，那么它无所顾忌地控制政府并带来无尽的苦难就是美国人民面临的可以预见的命运。”（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这句话曾被反复提及，不得不说，真的很讽刺）
不过，“阴谋论”之所以能走上前台，并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却是源于杰克逊和林肯的一位后辈。
相信大家已经猜出他是谁了。
没错，他就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
而肯尼迪在遇刺前，刚刚签署了一份鲜为人知的11110号总统令（执行utive Order）。如果该法案被贯彻执行，那么美国政府将从美联储手中夺回货币发行权！
换言之，肯尼迪跟当年的林肯，本质上在做同一件事。
两位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总统，全都因为同一件事而不明不白遇刺身亡，这种“巧合”怎么可能不被人关注和怀疑？
第三阶段：融合（）
面对政府的打压，托拉斯们自然不会无动于衷。
行刺总统？风险太大，不到万不得已，托拉斯们不会行此下策，所以这注定是不能轻易使用的“非常规手段”。
施压政府？显然同样不成，要知道，没有政府遮风挡雨，他们就算财富再多，那也不过是别人眼里的“肥肉”罢了。
通过运作，把自己扶持的政治人物推上前台？这种做法虽然可行，但仍然存在着风险，毕竟，当人民的不满发酵到极致时，政府必然还会有所行动，到时，就算是自己扶持起来的代言人，亦难保不会拿自己开刀。
所以，对那些大财团来说，最好的应对方案，就是跟国家实现深度融合（），如此一来，只要政府敢向他们动刀子，毁掉的就将是美国！投鼠忌器下，他们自然可以高枕无忧。
而这种融合（）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美联储的建立。
1910年11月，美国佐治亚州杰基尔岛（Jekyll Island），迎来了一群神秘访客。
他们异常低调，不仅全程避开新闻记者，甚至有人为参加此次秘密会谈用了假名。直到1913年美联储成立后，这次事关美联储成立的秘密会面才被曝光，而其参加者，不乏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的高层，以及两大家族的心腹。
虽说美联储幕后的真正股东到底是谁，哪怕时至今日都没有定论，但不难看出，洛克菲勒财团和摩根财团，必然是美联储成立的受益者。
此后，随着一战和二战的爆发，美国的托拉斯组织纷纷从金融、军事、能源等领域入手，进而跟国家实现了高度融合（），并最终形成了十大财团，即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第一花旗银行财团、杜邦财团、波士顿财团、梅隆财团、克利夫兰财团、芝加哥财团、加利福尼亚财团、得克萨斯财团。
虽说这十大财团后来又发生了些许变化，比如因为新的合并而更改了名字，但毫无疑问，这十大财团已然通过跟国家的融合（），实现了真正的“与国同休”。
那么，这些大财团跟国家融合（）后，对美国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来看。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融合”（），确实对美国有一定好处。
众所周知，美国的大财团中，很多都有犹太人背景，而犹太资本，向来都被认为是“最不稳定的炸弹”。
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并不复杂。说白了，犹太人由于特殊的文化传承，对寄居的国度一向缺乏归属感和忠诚度。所以，当国家陷入危机，需要大家同心协力时，犹太商人中，却是不乏“事不关已”，利用危机大发特发的没节操例子。
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寄居国家陷入了困境，犹太商人马上就会毫不留恋的离开，然后去寻找新的“宿主”。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面对这样的“白眼狼资本”，哪个国家能受得了他们折腾？
而美国大财团和国家的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以利益为纽带，为这类“白眼狼资本”带上了枷锁，进而让他们无法肆无忌惮的祸害美国！相反，为了保住跟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美国，这些“白眼狼资本”不仅不会使劲折腾美国，更会通过折腾别人，以及薅别人的羊毛，来为美国输血续命。如此一来，美国自然能长期保持繁荣。
另外，虽然美国通过立法，对托拉斯在国内的扩张进行了限制，但在海外市场的扩张过程中，美国政府不仅没有此类限制，反而最大限度的鼓励他们形成更大的托拉斯。
比如欧佩克的成立。
当年，如果不是美欧石油财团所形成的托拉斯太过霸道，并对其他产油国剥削压榨太甚，众多非欧美产油国，又怎会成立欧佩克这样的类托拉斯组织，以实现“以毒攻毒”？
由此可见，大财团和国家的融合（），对美国来说依旧有着积极意义，美国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异军突起，并且保持长期繁荣，这种结合功不可没！
其次，这种融合（）虽然有好处，但坏处更大！
对于这点，其实不难理解。试问，如果托拉斯的存在，真的没有太大坏处，美国的政治先贤们，又怎会对他们狠狠打压呢？
事实上，当托拉斯跟国家实现融合（）后，其给美国带来的危害已然逐渐显露，并一步步将美国逼到了悬崖边上。
去工业化给美国带来的困境，相信大多数网友都心知肚明。
但很多网友恐怕并不清楚，美国之所以会去工业化，从根源上说，就是这种结合给害的。
从德国一直保有制造业优势这点可以看出，就算是发达国家，亦不是保不住自己的制造业。换言之，只要调控政策得当，就算人力成本激增，美国照样能保有自己的“世界工厂”头衔。
可问题在于，当时的美国根本没法进行政策调控。
说起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要知道，想要保住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就必须对能过度投机的金融证券、地产等行业进行监管和限制。如若不然，就算政府出台再多的扶持政策，也阻挡不了搞实业的，改行去搞投机。
而美国的十大财团，所涉及的领域恰恰涵盖了这些应该被监管和限制的领域。
很显然，美国当时想要保住自己的制造业，不是没有办法，但必须对部分跟国家实现了融合（）的大财团开刀。
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伴随着美国的去工业化浪潮，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属于金融资本的投机盛宴，直到2008年，这场投机游戏再也玩不下去了，美国政府才不得不站出来收拾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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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别看特朗普把“重铸制造业”喊的震天响，但想要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金融大财团跟国家的融合（）关系，决定了美国的大多数中小制造业企业，注定要沦为华尔街的猎物，如今没开宰，只是因为长的还不够肥！
除此之外，军工大财团跟国家的融合（），亦决定了美国注定是一个喜欢挑动地区紧张局势，并热衷于穷兵黩武的国家，因为只有这样，美国的生意才能始终保持兴旺。
而美国人民得到的，除了对恐怖袭击的无限担忧外，还有无数本该幸福美满的家庭，却是因战争带来的创伤而支离破碎。
看到这，有些网友想必要问了：“既然跟国家融合（）有这么大害处，美国政府为何还会同意，难道那些政治人物的脑袋全都让驴踢了不成？”
让驴踢自然是不可能的，但让钱砸晕，却是大有可能！
众所周知，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掮客文化”一直存在。
地处白宫北面的K街是华盛顿的著名游说业中心，虽然看上去普普通通，但由于数万名说客在此云集，这里又被称为美国的“第四权力”中心。英国《观察家报》曾称其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地方之一”。
上世纪90年代，前国会议员、“反游说英雄”迪克·齐默，曾试图推动一项限制游说的“旋转门法案”，但最终遭到否决。后来，齐默干脆离开政坛，自己也成了一名说客。
事实上，在美国政坛，权钱“旋转门”这种系统性腐败，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美国政治圈人物更是对这样的资本操纵与利益交换习以为常，甚至不把这看作是腐败。
很多政府高官在离职后，要么专门从事游说活动，要么去某个大企业担任高管，诸如此类情形在美国可谓是司空见惯。
前总统克林顿的国防部长科恩离职两天后就创立了所谓的“咨询公司”，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杰、前白宫办公厅主任托马斯·麦克拉蒂等也是有样学样。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在这种权钱交易盛行的大背景下，大财团想要影响某些政策的制定和走向，又怎么可能太难？
以美联储的建立为例。
1912年，为建立美联储，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向国会提出了“奥尔德里奇提案”（Aldrich Bill），但该提案并未获得通过。
1913年6月，民主党众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和参议员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再度提交了虽然重新编排，但却换汤不换药的“格拉斯欧文提案”（Glass-Owen Bill），并最终于1913年圣诞节前获得通过。
由此可见，同一部法案，只要运作得当，大财团完全可以从美国政府身上找到突破口，进而让自己的意志得到贯彻！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金钱政治”一说是没有错的，但“美国政府服务于大财团”这点，却是有些言过其实。事实上，如今美国大财团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多是一种利益交换，大家的地位依旧是平等的。只要政治人物坚决不买账，比如特朗普这样的“老顽固”，大财团也无可奈何。
但是，正像我在文章开头所讲，美国大财团和政府的关系，会随时间不断演变。
在我看来，如果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第四阶段”，那么“美国政府从属于大财团，并服务于大财团”这点，很可能会在将来变成现实。
大家不要觉得这不可能。
在力推的那版TPP协议中，“超主权仲裁条款”已然出现。简而言之，只要签署了该协议，本国法律，哪怕是宪法被国际资本认为不合理，并申请了仲裁，到时，一旦该国输掉仲裁，又不愿退出TPP，那就只有修改本国法律一条路可走！
由此可见，凌驾于政府权利之上，就是现阶段某些超级大财团内心深处的渴望。而一旦这个口子开了，谁能保证美国的那些大财团，不会将其用在美国政府身上呢？
撤军叙利亚，美政府停摆，都将特朗普与其他利益集团的矛盾斗争与博弈摆在了台面上，最后结局是强制独断的特朗普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可见美国利益集团在幕后对总统施政的巨大影响力。那么，白宫内斗到底有多残酷，特朗普究竟能多大程度上掌控美国？特别的，美国各派如何看待中国，鹰派对正在进行的中美磋商会有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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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家族企业如何管理资产
家族办事机构往往由族长（一位很成功的商人）的服务机构演变而成。他最初任命的一位管理者（通常是一位会计师）看管好他个人的事物：检查支出和收入，查验并支付账单，及时办理保险，处理家务活以及类似的事情。后来，他的妻子、孩子也都利用这些机构。为了适应家庭的需要，办公室采用了许多聪明的办法：将事情交给专门机构做，如旅行代办机构、轿车出租公司，享受特别旅馆的优待，认识可信的戏票纪纪人、晚会筹办者、乐团、搬家公司和能工巧匠们，同时与职业介绍机构保持良好关系。
如果丈夫可以通过家族办事机构或机构的联络网订百老汇戏票，他的妻子也可以这样做的。有些机构以训练狗而出名；还可以雇用专业人员而由顾客支付账单。我们的一位大客户，从一个小国家的王位上被赶了下来，我们甚至发起一场运动，帮他恢复王位，写了上千封的信，举行了无数次的会议，向议会和联合国请愿，诸如此类，可惜仍未成功。富人的女儿通常都迷恋马，如果需要，办事机构可以负责建设马棚及训练用的器械，记录开支，整理折旧单。办事机构还计算成员在每个州或每个国家停留的天数，以回避各地高额的管辖权税。
后来，族长的会计师雇一位秘书作帮手。家族把支付账单、制作平衡支票簿这些琐事都交给办公室做，以后越来越依赖于办公室。